最近，李梓新一直在留意潮汕方言中的俗语。无论是在跟家里人交流的时候，还是在全球各地与潮汕老乡对话的时候，听到一句能转译成普通话的俗语，他会马上记下来。

　　“比如说‘吸神’，就是耗费眼神或者精力的意思，”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像我们现在整天看手机，就可以说“吸神”，“吸掉你的神。”

　　他喜欢与朋友分享这些最新发现，也希望能在下一次写作时，把这些内容放进去。李梓新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潮汕的非虚构作品《出潮入海》，在书中，他从童年记忆开始娓娓道来，既有关于潮汕的方言习俗、日常饮食、神灵祭祀，也有整个家族参与其中的抽纱产业的起伏兴衰，以及一代代潮汕人的迁徙与离散。当作者离开潮汕，在更广阔的地方发现与故乡有关的线索，他也越来越深刻地看到，一种地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如何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不断得到滋养和丰富。

　　记忆里的童年

　　翻开李梓新的童年记忆，典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家庭的生活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还有某种独属于潮汕的风味。他的父母都在抽纱公司上班，全家人住在抽纱宿舍。父亲下班时会顺路买菜，挂在二八自行车的把手上带回家。芥蓝或空心菜、鱼饭或卤味，偶尔是沙姜鸡，李梓新记得，他最期盼的是牛肉丸汤，当时的牛肉丸很精贵，父母总是假借让大家练习筷功的名义，把牛肉丸让给孩子们吃。

　　母亲年少时没有机会读书，在生活中，她会不时蹦出潮州俗语，那里面有一种属于民间的智慧。“我记池上好喏。”母亲会说，李梓新向读者解释，“记池”指的是一个人的记忆能力，哪怕在一片烂泥当中也有清晰的方向感。孩子做了噩梦，母亲会说，“而而梦，绞落眠床缝。”（乱乱的梦，掉落在床缝）似乎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尽快忘记那些不好的梦。家里有老鼠，她叫它们“四脚”，李梓新注意到，潮汕人对于不喜欢、想避讳的事物总会用一些模糊的名词来代指，“她大概想减少老鼠来访的次数吧。”在他看来，“对于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潮汕人总想用超越生活的经验来安置它们。”

　　在李梓新眼中，自己的母亲就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老年淑柔，她们都是“非常典型的潮汕人”，“不需要读很多书，但是，她整体就形成了一种行走的潮汕文化。”影片中，阿嬷看潮剧，串联起整部电影的，是她打橄榄、洗橄榄，做成橄榄菜，还把橄榄带去给南枝一起品尝的过程。橄榄是潮汕人传统的待客佳品，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味道。

　　除了语言和食物，各路神仙也和潮汕人“生活”在一起。李梓新记得小的时候，在他沙发床旁边的地上有个地主神位，厨房的高柜上面有祭祖的香炉和烛台，“在厨房里，食物和供品常常是混淆的概念，有的即将成为贡品，有的则是已经拜完、等待着被消化的食物。”拜神的节律也决定了潮汕家庭的食物消化节奏，在春节之后，全家人通常要花上一周才能消化完给神享用过的供品。

　　在诸多神仙中，李梓新对天上的月娘有一种亲切感，虽然一年只在中秋祭拜一次，但他可以一直凝视月亮，想象着远方以及那些未知而神秘的一切。很多年后，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他都会凝视月亮，仿佛能从中看到潮州家中那个阳台。

　　“潮州是被拜神的香火和食物的味道所统一的。”很多年后，李梓新发现，这就是故乡的味道。

　　在他乡回望故乡

　　李梓新小的时候，潮汕还是中国四五线小城市中的一个，是省尾国角、祖国边陲。当时的他，对于潮汕的世界性和海洋性浑然不觉。但他对于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看新闻时，还会专门用一个小本子把天下大事记录下来。直至1998年秋天，19岁的他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再后来，他在上海定居。

　　而今，坐在咖啡馆与记者交流的李梓新依然带着浓重的乡音。离开潮汕之后，他敏感于自己的口音，也敏感于语言文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中文阅读和写作时，他会坚持用潮州话在脑子里思考——潮州话有自己的文读、白读，在中文写作中，潮州话与汉字能够一一对应。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我们也可以领略潮汕方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在李梓新看来，影片中那些古雅的侨批文字“带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潮汕方言则“以另一种文字的陈列排布方式，给大家带来一种新奇的感觉”，“我觉得潮汕方言有一种自己的幽默，这种幽默很难翻译出来……那些可翻译的部分，刚好让大家对中文创造力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为陪孩子读书，李梓新来到英国，然后被疫情困住了。他萌生了用英语书写家乡的念头，开始参与英语写作班，也有机会从另外的视角，在心灵上不断回到故乡。

　　在利物浦的海事博物馆，李梓新偶然走进一场关于晚清时期南中国影像的展览，意外发现了潮汕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影像。其中一张是英国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1870年拍摄的凤凰塔。一百年后，人们称它为涸溪塔，从李梓新记事以来，这座古塔一直静静伫立在韩江边，像是一座地标式的存在。

　　他一时难掩激动的心情，对身边几位正在看照片的英国妇女说：“这是我的家乡。”“Adorable（太可爱了）。”一位老妇人感叹道，她们看看照片，又看看李梓新，“仿佛我的存在印证了照片的真实。”那也是他第一次在别人的家乡，看到了自己的家乡。

　　李梓新逐渐在文献资料里发现更多关于家乡的蛛丝马迹。他看到19世纪英美传教士在潮汕的经历；看到英国人在百年前写的潮汕日记；看到美国姑娘学会潮汕方言，把圣经翻译为潮汕话的版本。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在40岁之后，第一次发现了，从小整个家族参与其中的抽纱产业——他一直以为是一种地方传统技艺——居然也是中西融合的产物。

　　他从文史学者陈晓平的研究得知，抽纱是来自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工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在汕头由耶琳夫人经娜姑娘传授给当地女工。起先它是一项慈善事业，是寡妇和家庭妇女赖以谋生的活计。因为产品广受欢迎，很快形成了一项国际化的高度协作的产业。其布料来自英国、印度等国，纱来自爱尔兰等国，汇集到汕头后，连同稿纸一起发往潮汕各处乡镇。当时每个乡镇都有自己擅长的工种特色，产品经汕头销往世界各地。民国时期，潮汕抽纱产业在高峰年度的出口额可达200多万美元，当时总数六七百万人口的潮汕，有五十万人口每天从事抽纱劳动，受惠人数超过百万。

　　李梓新的曾祖父曾在清末民初做戏服生意，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搭上了抽纱产业的东风。新中国成立后，其祖父、父亲相继在抽纱公司工作，母亲、姐姐、姑母舅妗，也都会绣抽纱。在上世纪80年代的潮汕，抽纱是一种融入日常的生计、一种全民生产系统。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市场化的浪潮中，抽纱公司轰然倒塌，整个产业偃旗息鼓，抽纱成为李梓新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他从未想到，很多年后，他会重新发现关于抽纱的历史真相。

　　“抽纱是潮汕与世界的交融方式。尽管传教士的故事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司空见惯，但它对我来说，是潮汕与西方连接的一条隐秘纬线，也是我的家族历史里无法追溯的、一丝微弱的外部世界联系。”

　　散落的潮州性

　　潮汕人离散的历史，在李梓新的童年记忆中，也是有迹可循。他的大伯就在泰国曼谷唐人街经营酒楼生意。上世纪八十年代，潮州电视台经常会播报华侨回乡办学、捐资的消息。对儿时的李梓新来说，华侨们像是来自发达文明世界的使者，构筑了他心目中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很多年后，李梓新走在泰国曼谷唐人街附近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忽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童年潮州博物馆”，“甜粿、寿桃，以及各种粿，安详地躺在竹筐里，满山叠谷，等待被挑选”，还有虾米、肖米、橄榄菜，以及满是神像和陶瓷的店铺……他意识到，而今的潮州都未必会有如此多的正宗老物件集中在同一条街道。

　　李梓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走进这条街巷并不是偶然，是经一位朋友的介绍。这位朋友在泰国研究华人的神庙和家庙，街的尽头正是一座潮州人建的古寺庙。众多神位齐聚在庙里，“龙尾圣王及夫人、协天大帝、福德老爷、财帛星君、诸位福神、青龙爷公、花妈、九天娘娘、花公，一字排开。”

　　无论移居何处，潮汕人都会将他们的饮食和拜神习俗带过去，那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故乡。伦敦超市里的潮州粿汁、洛杉矶唐人街的金水粿条铺、清迈潮汕人义山的扫墓习俗……李梓新在世界各地不断与故乡相逢，也看到潮州性在每个地方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曲折艰辛。

　　从文字中，李梓新也阅读到一些来自潮汕的华裔作家的对于故乡的点滴感受。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黄的写作者，她生活在美国加州，拥有潮汕血统，家人是从越南迁居美国的。“哪里是我的家？我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她在《美国中餐馆》一书中写道，“……在金水潮州粿条铺用餐的经历，回应了我体内的乡愁和不安。”历经几代人的辗转和迁徙，当故乡成为一个地理名词，逐渐变得模糊不清，食物却有神奇的魔力，让一个潮汕人确定了自我的认同。正如在书中，李梓新也曾多次描绘那些他曾反复寻觅的、让他热泪盈眶的家乡的滋味。

　　而今的潮州，已经与李梓新记忆中的大相径庭了。2020年之后，潮汕骤然被流量击中，潮州凭借尚且保存得不错的古建筑群和美食文化，吸引了大量客流，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在《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之后，龙湖古寨、泰佛殿、西湖公园等取景地一下子变得爆火。而潮州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心牌坊街也已经被多巴胺色的招牌和网红美食所占据，它“从潮州悬浮起来”，成为“各路力量共同塑造的，在潮州这个名字下开出的一个大市集”。

　　他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那个潮州，仅仅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潮州，所谓故乡，似乎只是与某时某地相关的某一段记忆。而他自己，还算不算一个潮州人呢，“我漂泊在外的时间，已经比我生活在潮州的十九年还长一半了。”

　　在英国上写作课的时候，李梓新发现，他们的非虚构写作，与其说是新闻性或学术性的，更倾向于是文学性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也不光是在介绍地方文化和历史，更多是在挖掘自己的内心，寻找故乡对于自身的意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字里行间的描写，即使不是潮汕人，也常常能够感受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