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深圳会议进入百日倒计时。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亚太区域合作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这场时隔十二年再次回到中国举办的APEC会议，将如何为区域合作注入新的确定性，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尽管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但APEC仍是维护亚太开放合作最重要的平台，其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制度优势，使其成为大国之间不可替代的“减压阀”和“缓冲垫”。

　　在他看来，中国加入APEC三十五年来，已实现从区域合作参与者、受益者到议程塑造者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历史性转变。深圳APEC不仅将释放坚持开放区域主义、反对“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的鲜明信号，也将为建设亚太共同体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百年变局之下的亚太：危机与转机并存

　　《21世纪》：在2026年APEC深圳会议进入百日倒计时之际，国际经贸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你如何分析本届深圳APEC会议所处的特殊时点？当前亚太区域合作面临哪些最突出的挑战？

　　翟崑：本届深圳APEC会议所处的时点，可以用“三个叠加”来概括：国际秩序转型期与全球经济调整期的叠加、全球化退潮与区域化分化的叠加、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与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的叠加。

　　这三个叠加，每一个都对应着真实而紧迫的挑战。当前国际经贸秩序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调整。大国博弈持续多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以“经济安全”为名的单边主义措施不断出台，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某些多边贸易体制功能持续弱化，而区域合作平台则面临地缘政治的深层渗透。一些新型机制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阵营化色彩，令亚太经济体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可以说，当前国际经贸秩序正在经历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

　　《21世纪》：与此同时，又有哪些新的合作机遇值得关注？

　　翟崑：旧秩序的解构往往伴随着新机遇的来临。

　　这种机遇首先体现在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的持续夯实上。RCEP持续深化，为亚太区域合作提供了制度性支撑。RCEP推动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逐步实现零关税，统一的原产地累积规则促进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随着斯里兰卡和智利等相继提出加入申请，其他经济体也表达了加入的兴趣，RCEP展现出从区域安排向跨区域安排升级的预期潜力。

　　其次，全球南方的整体崛起与区域市场的深度绑定，正在重塑亚太合作的动力源。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最后，新议题的涌现正在为亚太合作开辟增量空间。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议题也为亚太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在数字与绿色经济规则、标准互认、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APEC何以仍是亚太合作“压舱石”？

　　《21世纪》：近年来，多边合作机制普遍面临功能弱化，一些区域合作平台受到地缘政治影响，阵营化、排他性倾向有所上升。相比其他区域合作机制，你认为APEC最大的制度优势是什么？

　　翟崑：在多个区域合作机制面临功能弱化、阵营化倾向上升的背景下，APEC的制度优势在于其开放包容、非约束性、自愿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APEC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和渐进性，在成员差异巨大的亚太地区具有独特的生命力。相比其他机制，APEC有几个独特优势：第一，它是唯一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平台，涵盖21个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约60%，贸易量占全球近一半。第二，非约束性和自愿性原则降低了参与门槛，允许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框架内合作。第三，APEC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与当前一些经济体推动的“小院高墙”形成鲜明对比。

　　《21世纪》：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APEC是否仍然是维护亚太开放合作最重要的平台？未来应如何推进机制创新，更好发挥区域合作引领作用？

　　翟崑：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APEC仍然是维护亚太开放合作最重要的平台。当一些机制因地缘对抗而功能弱化时，APEC的论坛属性使其成为大国之间不可或缺的“减压阀”和“缓冲垫”。2020年通过的《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明确提出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2026年深圳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确定“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正是对这一愿景的延续和深化。

　　关于未来推进APEC机制创新，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向着力：一是加强APEC与RCEP、CPTPP等区域自贸安排的对接协调，形成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合力；二是建立更加高效的成果落实追踪机制，提升APEC的政策执行力；三是深化工商咨询理事会等工商界参与机制。今年在中国倡议与各方共同支持下，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布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的单独声明，中美工商界还就供应链合作提出联合提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开放、创新、合作：推动亚太合作的中国方案

　　《21世纪》：近年来，APEC合作议题已由传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绿色低碳发展、供应链韧性等新领域。你如何理解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会议主题和优先议题？这些议题回应了亚太当前哪些共同挑战？又将向国际社会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

　　翟崑：中国提出的“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会议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构成系统性的破局框架。

　　“开放”是基石。当前亚太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开放秩序的系统性侵蚀，将“开放”置于首位，就是要重申维护自由贸易的基本立场。

　　“创新”是引擎。APEC合作议题已从传统贸易投资拓展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绿色低碳发展、供应链韧性等新领域，这反映了21世纪的区域合作必须建立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之上。

　　“合作”是路径。当前亚太面临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单独应对。

　　这些议题全面而精准地回应了亚太当前的共同挑战：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成都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已通过相关声明，搭建了合作行动框架。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深圳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治理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供应链韧性方面，面对外部冲击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的影响，APEC需要推动构建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

　　三大优先领域向国际社会释放的政策信号是清晰的：中国主张以开放对抗封闭、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合作取代对抗。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从参与者到塑造者：中国角色的三次跃迁

　　《21世纪》：自1991年加入APEC以来，中国已分别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和2026年深圳三次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你如何评价三十多年来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演变？如今，中国是否已经从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逐步成长为区域议程的重要塑造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未来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翟崑：自1991年加入APEC以来，中国已分别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举办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深圳APEC将是第三次。三十五年来，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参与者、受益者到议程塑造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历史性转变。

　　2001年上海APEC，中国正处于加入WTO的前夜，使命是向世界展示对外开放的决心，彼时中国的角色是参与者、学习者。2014年北京APEC，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达成《北京纲领》、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通过《APEC互联互通蓝图》，中国开始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议程设定者。2026年深圳APEC，中国不仅经济体量和科技实力有了质的飞跃，更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从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成长为区域议程的重要塑造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

　　这种角色演变体现在多个层面：理念供给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国为亚太合作提供了系统的思想框架；制度供给上，通过推动RCEP落地、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中国正在构建多层次区域合作制度网络；公共产品供给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未来，中国可以在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数字与绿色标准的协调、发展经验的制度化分享等领域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提供更多从理念到落地的公共产品。

　　开放的区域主义：以共同发展对冲分化风险

　　《21世纪》：当前，一些经济体推动“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区域合作面临新的分化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如何依托APEC，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团结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和“全球南方”，维护亚太开放合作的基本盘？你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可在哪些领域与APEC合作形成更大的协同效应，为区域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翟崑：面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逆流，中国依托APEC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核心在于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中国团结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将发展议题置于APEC合作的核心位置，让亚太合作的红利更加均衡地惠及各方。

　　在此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APEC合作可以形成重要的战略协同。两大平台虽然定位不同，但在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领域具有高度的目标兼容性和实践互补性，可在以下方向发力：

　　一是“硬联通”与“软联通”的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果可以与APEC推动的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合作形成上下游衔接。

　　二是数字丝绸之路与APEC数字经济合作的对接。中国在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可以通过APEC框架向更广泛的亚太经济体推广。

　　三是绿色丝绸之路与APEC绿色低碳发展议程的协同。在清洁能源、碳市场、可持续供应链等领域形成双轮驱动的格局。

　　深圳优势：创新引擎与开放样本

　　《21世纪》：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的城市，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形成了完整产业生态，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引擎。你认为，相较于上海、北京等此前APEC举办城市，深圳最大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本届会议将如何发挥深圳的产业创新优势和开放平台功能，为亚太科技合作、产业协同以及地方对外开放探索提供新的“中国样本”？

　　翟崑：相较于上海和北京，深圳最大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其作为创新引擎和开放样本的双重属性。2025年深圳GDP达3.87万亿元，同比增长5.5%，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全国城市“双第一”。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453.1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6.67%，跃居全国城市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3%，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用四十多年走完了从“三来一补”到“硬核科技”的蜕变之路，这本身就是对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最具说服力的“发展叙事”。

　　深圳的另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区位功能。大湾区“组合港”通关模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制度创新，为APEC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实验室”。深圳紧邻东南亚，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前沿门户，在地理上天然拉近了APEC与东盟这一亚太合作重要支柱的距离。

　　本届会议将充分发挥深圳的产业创新优势和开放平台功能。可以组织参观深圳的创新企业和产业园区，实地感受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可以依托深圳的开放平台，推动科技合作和产业协同，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探索建立亚太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深圳在“办好一次会”的基础上，以自身的创新实践和开放探索，为亚太科技合作、产业协同和地方对外开放提供一个可感知、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深圳会议有望达成哪些重大成果？

　　《21世纪》：当前，全球南方整体崛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转型等新议题不断重塑亚太合作格局。展望未来，你认为深圳APEC最有可能取得哪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对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亚太合作新格局，本届会议最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和合作成果有哪些？

　　翟崑：展望深圳会议，最有可能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上，经过前期会议的铺垫和各方共识的积累，深圳会议有望在推进亚太自贸区路径方面取得进展。在互联互通方面，2014年版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已到期，深圳会议有望推动制定升级版蓝图，将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供应链韧性等纳入优先方向。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基于成都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打下的基础，深圳会议可能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AI伦理准则等方面形成更加具体的行动框架。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苏州贸易部长会议已达成相关路线图，深圳会议有望在领导人层面予以确认和推动。

　　令人期待的制度创新是APEC能够在“建设亚太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下，建立起一套更加有效的“共识-行动-评估”机制。如果深圳会议能够在成果追踪和执行评估方面探索出新的机制安排，那将是本届会议留给APEC的持久制度贡献。同时，推动“一带一路”与APEC合作在互联互通领域实现更具标志性的对接，将“一带一路”在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纳入APEC互联互通框架下进行经验推广，同样值得期待。

　　深圳APEC将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信号：亚太地区将继续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反对“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三十五年前，中国加入APEC开启了融入亚太经济之海的征程；二十五年前，上海APEC见证了中国拥抱世界的勇气；十二年前，北京APEC展现了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担当。今天，深圳APEC承载着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为亚太合作重新锚定方向，将亚太共同体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从蓝图变为现实。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从深圳再出发，向着亚太共同体目标再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