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分析师数量已突破6000大关。
时代周报记者根据证券业协会官网统计，截至9月24日，150余家券商（包含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合计6197名，创下历史新高。
从时间跨度来看，券商分析师数量整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18年分析师数量突破3000人，2022年突破4000人，2024年突破5000人。如今分析师“大军”再度扩容，也不禁让行业关注，当前研究业务的转型发展情况如何？
根据Wind数据，今年上半年，券商行业分仓佣金收入44.72亿元，同比下滑超过3成。此前，多家券商研究所表示，要加大非公募客户资源的开拓力度；要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比如与地方政府加强产业研究。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除本身的业务开拓以外，研究所目前还在进行“对内服务”。
3家券商分析师人数超300名，新增登记多为机构内转岗
按照券商分析师人数排名，中金公司、国泰海通、中信证券分析师人数超过300名，分别拥有分析师数量345、302、302名。其次是兴业证券、申银万国研究所、华泰证券、中信建投、长江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券、国金证券、招商证券等9家券商，分析师数量均在150名以上。
新增人数从何而来？以中金公司为例，其今年新增登记的分析师数量在30名左右，多数为机构内部变更，个人业务从“一般证券业务”变更为分析师，仅有2人是从其余券商而来。
而国泰海通的新增分析师多数来自原海通证券。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国泰海通今年新增登记的分析师数量超过160名，绝大多数来自原海通证券，另外有小部分为机构内部变更。原海通证券成员的加入，让国泰海通的分析师数量增长过倍。
对比之下，国联民生虽然也完成了并购，但民生证券的主体仍在存在，两家券商目前的分析师数量分别为99名、103名，今年分别新增登记17名、27名，同样是大多数来自内部转岗。两家券商分析师合计202名，在行业内排名前四，多于兴业证券。
一名从卖方跳槽至买方的机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需求依然是很旺盛的，买方大部分还是依赖卖方的研究分析以及背后的代销渠道，行业仍然是闭环运作的，短期之内需求也不会降低。
但该人士也同时表示，如果是机构内部转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调岗因素，现在研究所考核机制严格，发布研报不是各家研究所最核心的任务，想要留下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例如吸引买方机构分配更高比例的佣金等，才能在行业生存，否则将面临调岗后业务不及格的局面。
从分析师人数占公司总从业人数情况来看，中金公司分析师数量占比高达6%，在头部券商中位列第一，另外甬兴证券、国盛证券、天风证券、国联民生、华创证券占比超过4%。
不过，也有部分中小型券商的重心并不在研究业务，如华林证券的分析师人数仅有1名，第一创业证券仅有5名，万和证券、天府证券仅有3名。上述买方机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相比之下中小券商研究所的话语权会相对较弱，行业整体还是往头部聚拢，或者是买方和卖方之间有股权上的关系，可以做到资源倾斜。
上半年分仓佣金收入下滑超3成，研究所转型“对内服务”？
不过，尽管分析师数量持续扩张，但研究所的核心业务分仓佣金收入却连年下滑。在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机构佣金费率走低等多重因素之下，研究所内部“结构性矛盾”凸显。
根据Wind数据，2025上半年，券商分仓佣金总额为44.72亿元，比去年同期的67.74亿元大幅下滑33.98%。行业分仓佣金收入出现超过3成的收缩，延续了自2022年以来的下滑趋势，市场对于研究业务的担忧仍然在蔓延。
行业的分仓佣金收入与资本市场景气度密切相关。拉长时间维度来看，Wind数据显示，2015年券商分仓佣金总额达到125.90亿元，同比大增114.47%。但往后三年连续下滑，直至2019年才有回升趋势。2020年券商分仓佣金总额达到139.38亿元，同比大增80.93%，已经超越2015年的水平。2021年则达到222.55亿元，为历史最高点，往后则持续下滑。
如果今年下半年该业务没有好转，今年全年的分仓佣金收入或仍将下滑。
9月5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规定》，基金认（申）购费率将迎来全面调降，股票型基金的认（申）购费率上限调降至0.8%，混合型基金调降至0.5%，债券型基金调降至0.3%。债基的赎回费用下限将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持平。
这被行业视作本轮公募费率改革的最后一程，“靴子”终于落地。实际上，券商研究业务转型已成行业老生常谈的话题。在研究所与公募机构深度绑定的前提下，公募费率改革必然会使行业结构重塑。
为了转型，研究所也曾提出多种改革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推出“独立付费模式”，将研究服务直接定价出售给各类投资机构，不再采用“佣金包干”方式，使研究价值得以直接量化，不过这一模式最终不了了之。
有不愿具名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小型券商基本也没采用过独立付费模式，目前其所在的研究所，除日常的研报发布工作以外，主要还是“对内服务”。
今年6月，一名头部券商业务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业务人员定期接受研究所安排的培训活动，以便更了解宏观时事和垂直行业信息；同时，如果研究所举办策略会也会有业务人员参加，目的是打破中间的“信息差”，业务人员也可以借此机会更快捷触达意向客户。该人士表示，例如有并购重组意向的企业会参加策略会的相关讨论，业务人员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触达。
不过，研究所转型“对内服务”需要规避的风险众多，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支持”业务的同时，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防范内部利益冲突，做好合规风控。
但无论研究所如何转型，团队或个人的研究能力依然是核心竞争力。上述买方机构人士也表示，目前市场仍然向往含金量高的研究内容，可以对行业进行纵深分析，还要能跟紧时事变化。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行政负责人武超则、时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曾发文表示，“对内服务”面临结构性困难，转型需要新的能力建设。二人认为，多数券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有些甚至没有经历过市场牛熊转换。没有完整周期中，研究结论被证实或证伪的切身体会，研究员不可能形成对形势的准确把握。
二人在文中提出，“名校毕业入行，短平快培训，就某些专题开展研究，投入路演，借助市场化评比机制或特殊市场机遇一战成名”的人才成长模式亟待改变，公司研究文化也需要重新塑造，从外部吸纳有生力量入行，有望缩短券商研究能力建设的时间。从政府、高校进入券商研究体系的案例屡有发生；反之，从券商研究重返政府、高校的凤毛麟角。未来，能否实现人员双向旋转流动，是券商研究能力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