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包括居民消费率要明显提高，要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六部门随后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消费品供给结构明显优化，形成3个万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消费热点。到2030年，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在此背景下，多位权威专家学者深入探究了居民消费偏弱的成因，并为有效提振消费提供政策思路。

　　大力提振消费的必要性：

　　浙商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廖博

　　大力提振消费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战略选择

　　居民消费率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动力的主要测度指标，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提高居民消费率通常被视为经济更稳定、内生动力更强的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已进入第三产业占比超越第二产业的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我们理解，大力提振消费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战略选择，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整体而言，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而消费不振的问题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供求失衡、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了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从外循环看，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循环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突出。

　　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李晓超

　　扩大消费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主要抓手

　　经济增长本质上有赖于供需的动态平衡。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需求不足导致供需在较低水平上达成平衡的结果，这也构成了当下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因。随着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主导转向需求主导，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必须从战略上保障其持续稳定扩大。其中，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

　　消费不足受短期波动与长期结构性因素共同制约。因此，提振消费需短期措施与长期政策协同配合：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并与降低储蓄率统筹考量，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另一方面，要优化供给结构以匹配需求，并大力改善消费环境，从而实现扩大消费的最终目标。

　　我国居民消费偏弱的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

　　我国消费偏弱与公共资源的传统配置方式密切相关

　　我国消费偏弱现象的深层原因，与公共资源的传统配置方式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为实现在科技与生产力上追赶并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公共资源主要向供给侧倾斜，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与生产能力建设，这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与企业供给能力普遍增强，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暴露出内需特别是消费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宏观调控长期依赖“增加投资、淘汰产能、扩大出口”等手段以维持供需平衡。近年来，伴随产业与技术能力持续提升，“供强需弱”特征日益明显，上述调控手段的空间已显著收窄。

　　从历史演进视角看，“十五五”时期有必要将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作为重要政策方向，着力破解消费偏弱这一结构性矛盾，为推动经济增长迈向新阶段奠定基础。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

　　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是居民消费率低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的消费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4.3%，而一般发达国家为80%左右。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的居民部门占比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同时，政府在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充分、不均衡，也导致消费抑制现象。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此外，居民的住房投资也进一步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也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

　　因此，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是在于政府功能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举措：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

　　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构建提振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受政策支持的家电、汽车、通讯器材等品类增长较快，而缺乏补贴的服装、化妆品等类别增速相对偏低。因此，有必要适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以更全面激发消费潜力。

　　为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应着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一是引导企业合理提高劳动者薪酬，对增薪部分可考虑给予税收抵扣或补贴激励；二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鼓励通过理财、股权、债券等投资方式提升收入多样性；三是推进税制结构优化，逐步降低生产端税负，提高所得环节税收比重；四是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与收入保障；五是加大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扩大实物性社会转移规模，从而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

　　未来实现消费水平的跨越需克服三重重力

　　国际经验表明，把居民消费率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符的常态水平上，是高速增长经济体避免异常减速的关键，因而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题。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越高，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概率便越小，反之亦然。

　　对于中国来说，高度重视居民消费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核心拉动力，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在理念上有所转变，在政策上有所作为，甚至需要经历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或惊险的跨越。

　　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长周期来看，中国实现消费水平的跨越，绝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一系列与发展背景相关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重力，是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双双减速的长期趋势。一方面，即将跨过高收入门槛，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和中度老龄化社会，则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人口转变阶段。在较早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上，中国经历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赶超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禀赋，因此可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并获得效率；后发优势也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

　　因此，更高的发展阶段就意味着上述赶超动能的式微成为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并且继续缓慢下行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随之减速，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难以达到以往那样的速度和幅度。

　　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重力，是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的分配格局。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比高收入家庭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前者的家庭收入增长，通常更多用于消费商品和服务。相应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全社会形成并积累起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1这一峰值后一度降低，但在2015年达到0.462的谷底之后，降低的趋势便陷入徘徊，直到2024年仍然高达0.465。整体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构成的，在城乡差距缩小并且对整体收入差距缩小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轻微的扩大趋势，可能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

　　需要克服的第三个重力，是快速老龄化的趋势和未富先老的特征。一般而言，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水平高度正相关。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分别从较高和较低的水平上，朝着一个更为确定的区间收敛。然而，未富先老特征则意味着，在类似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具有更深的老龄化和更低的消费率。分年龄组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青少年消费率高，但这个人口群体数量显著减少，故难以支撑整体的消费增长；其二，中年和大龄劳动者承受养老保险缴费、家中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其三，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的覆盖、子女的就业质量均较低，因而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抑制。

　　内容来源丨根据公开演讲或发表内容整理

　　编辑丨杨曦

　　审核丨秦婷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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