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药物可以逆转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机理非常复杂，这也导致其治疗药物、疗法的研发异常困难，是全球公认的“研发黑洞”。

　　过去数年，包括罗氏（RHHBY.US）、礼来制药（LLY.US）、渤健（BIIB.US）等医药大厂先后在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上碰壁。据公开资料，在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研发失败的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药物超过300种，失败率高达99.6%。

　　当下，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仍不完全清晰，或为多靶点的综合结果，但新药往往只作用于一个靶点，治疗效果未必能达预期。许多新药并没有在临床得到广泛的认可，只有部分病人可能获益。

　　每年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是倡导“早防早治，守护认知”。阿尔茨海默病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健康挑战之一。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总数已高达约1000万，位居全球首位。中国60岁及以上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约为3.9%。而到了80岁及以上高龄阶段，患病率会呈现爆炸式增长。

　　另据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公共卫生领域应对痴呆症全球状况报告》，目前有超过5500万人（65岁以上的人群中，8.1%的女性和5.4%的男性）患有痴呆症，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到7800万人，到2050年时则将达到1.39亿人。与此同时，全世界每年诊断出新发痴呆症病例为1000万，即每3.2秒钟就会新增一个病例。

　　这不仅意味着庞大的患病人群，更预示着巨大的家庭照护压力和社会经济负担。而与这庞大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率极低，大量患者隐匿在社区未被及时发现和确诊，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

　　因此，阿尔茨海默病早筛、早期干预至关重要。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例，目前该院正在推进“社区—三甲医院”一体化筛查体系，将阿尔茨海默病早筛引入社区，提升社区中老年人对疾病的认知和早筛意愿。

　　“我们现在的早筛体系是基于国际合作项目（加拿大、新加坡）经验，结合数字化工具本地化构建。筛查主要分为三步，其一居家通过APP进行1.5分钟初筛；其二社区辅助筛查（15分钟详细评估）；其三高危人群转诊至医院进行PET检测。通过该体系，初筛可排除50%人群，社区阶段进一步筛选至30%，最终仅10%的高危人群需转诊至医院。该早筛体系已在多地落地应用，成效显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裴中教授告诉时代财经等多家媒体。

　　裴中指出，实际上，如果没有社区助力阿尔茨海默病早筛，三甲医院很难继续开展。以人体作为比喻的话，三甲医院是大脑，社区是四肢，医院把头脑通过数字化给到社区，社区去做就可以了。而后将两边链接起来，后续高危病人的随访可以通过数字中心连到一起，实现精准诊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治医师张毓莹对时代财经指出，基于上述的早筛体系，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病筛查数量显著增加，中山附一年均可达数百例。这一趋势系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水平逐渐提高，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缓解的治疗药物，使得患者愿意接受检查。目前，PET-CT是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重要检查、复查，评估Aβ蛋白清除效果及药物疗效方式之一。目前中山附一所使用的PET-CT可以在临床症状出现前10年检测到蛋白沉积，亦通过量化分析淀粉样蛋白沉积程度，提升诊断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显著优化疗效评估流程。

　　“此外，通过利用PET/CT的阿尔茨海默病专用诊断工具，能够对患者进行全自动智能定量分析，并与全人种正常人数据库进行对比，生成可视化的结构报告。该技术同时整合数字认知评估与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为构建精准的阿尔茨海默病数字诊疗管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助力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及时干预疾病进展，并为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张毓莹称。

　　尽管技术在极速发展中逐步解决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难题，但现实中仍有资金、患者认知，以及筛查后续怎么办等诸多挑战待解。

　　裴中对时代财经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筛推广仍然面临两大瓶颈，一是资金不足，目前依赖红十字会、民政等部门支持，需将人均成本控制接近常规体检水平；二是公众认知度低，多数人认为“无症状无需筛查”，需通过科普、宣传提升社会意识。解决方案包括推广居家数字化筛查（APP/小程序），以及建立医院－社区绿色转诊通道，避免片段化诊疗。

　　未来，裴中认为医院将继续通过MDT模式（神经科、老年科、PET中心）整合资源，社区承担初筛和随访任务。但主战场仍在社区，需通过数字化提升基层能力，而非依赖三甲医院。

　　据裴中透露，在广州，阿尔茨海默病早筛已在南沙、黄埔等区试点，计划逐步推广至越秀等老龄化重点区域，但需确保转诊路径清晰、政策支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