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7月31日清晨，特朗普在其自创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帖，罕见地以扫描附件形式公布了17封落款为“Donald J. Trump”的总统亲笔信。收信人名单几乎囊括了全球制药业的“银河舰队”——辉瑞、强生、诺和诺德、艾伯维、阿斯利康、默沙东、赛诺菲等17家跨国药企的CEO悉数在列。

　　信件开篇即给出“倒计时”：从当日算起60天内，即到2025年9月29日午夜前，企业必须书面承诺并启动“可验证、可量化”的降价举措，否则“本届政府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保护美国家庭免受药价暴利之害”。

　　几乎同一时间，辉瑞、默沙东、礼来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应声下挫。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将美国社会最敏感神经之一——处方药价格问题，再次推至风口浪尖。

　　风暴中心：总统的“最后通牒”

　　会议记录显示，特朗普措辞激烈，直斥当前药价“高得离谱”“不可接受”，是对美国人民的“掠夺”。他要求企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提交具体的降价计划和时间表，并威胁称若企业行动不力，“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暗示可能包括动用行政权力或其他未明确的监管措施施压。

　　面对政治高压，多家药企反应谨慎但迅速。辉瑞声明强调其患者援助计划覆盖广度，并提及在“特定胰岛素产品”上于“部分区域市场”提供的有限折扣，但未承诺全面降价。

　　默沙东承诺“继续履行对可及性的承诺”，重点提及疫苗可及性计划，对成熟药品降价前景避而不谈。礼来则相对积极，重申其将自行胰岛素产品标价下调70%的决定，并强调这是“行业表率”。

　　从各家回应来看，药企普遍将责任推向供应链中游（PBM、保险公司），强调自身援助计划的作用，但对系统性、大幅度降低药品标价——尤其是高利润的创新药和专利保护期内药物——态度暧昧或直接回避。

　　“当前中美之间的创新药市场和BD交易多数是以license out的形式展开，涉及具体的药品出口的体量非常小，药品”降价潮“如果真的到来，肯定是大型跨国药企首当其冲，当然，一旦创新药行业对于未来上市后的药价预期被打破，那么整个行业从源头的研发到上市后的定价逻辑可能都会推翻重来。”在谈及此事对中国创新药企的影响时，一位长期关注创新药行业的资深投资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行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其任内（2017—2021）药价改革努力的延续。

　　特朗普在2019—2020年任内曾尝试推行“最惠国（MFN）药品定价”，但因联邦法院程序性叫停未能落地；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正式撤销该行政令。今年5月，特朗普签署新版行政令，重启并扩大了MFN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Medicare药品，而是覆盖全部联邦及商业支付方。

　　此次特朗普绕过国会、直接向企业施压的“快攻”策略，虽能制造轰动效应，但能否转化为持久、广泛的降价成果，面临严峻考验。

　　药价困局：谁在推高成本？

　　医药市场的商业化和国际化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而作为跨国药企集聚之地和全球药品价格高地，美国可以说是全球高价值创新药的风向标和最大的“买单方”。

　　热钱和巨大的市场规模让美国成为全球医药市场高地的同时，也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一件“心病”，就是和新年礼物一样几乎每年必达的药品涨价。

　　《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刊登了两位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文章。文内数据显示，美国药品的上市价格中位数从2008年的2115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80007美元，涨幅近90倍；而药品的净价格中位数更是从2008年的1376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59042美元，涨幅高达115.5倍！

　　兰德公司2023年一份报告数据显示：美国处方药平均价格约为其他OECD国家的2.56倍，个别创新药甚至高达10倍。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市场承担了全球新药早期研发的大部分风险与成本，若简单与国际最低价看齐，将直接冲击未来研发投入。

　　代表行业的游说组织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一方面表示“理解公众对药价的关切”，另一方面则将矛头直指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和保险中间环节。声明称：“患者实际自付费用高涨的根源在于复杂的报销体系、保险设计以及中间商积累的费用，而非药企的标价。”PhRMA再次强调了创新药物的巨大价值及其背后高昂的研发成本和风险。

　　这一情况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府不承担控制药品价格的角色，往往是由PBM机构受委托与药企进行单独议价，在行业发展过程中，药品返点成为PBM等机构最主要的收入，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下场，合并PBM机构，双方合力成为高药价的维护者和得益者。

　　无论是此前奥巴马试图建立的全民医保方案，还是特朗普在位期间公布的《美国病人优先》计划，都无一不面临着和医药巨头的博弈，与监管程序的拉锯以及在PBM、保险和药企几方互相遮掩下和药价体系透明度的冲撞。

　　风暴眼的思考：创新与可及性的永恒天平

　　特朗普对17家药企的“降价令”，可以看作是美国社会对天价药费积怨的一次强烈爆发。它再次揭示了美国医药体系的深层次矛盾：如何在激励拯救生命的医药创新与确保患者公平可及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和全球很多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也就是“全民医保”这个概念的发达国家。政府运作的医保计划多是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他群体更多是通过个人购买或雇主进行投保。

　　商保的高度发达和支付规模是美国创新药高速发展的基石之一。正因为美国市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风投公司和药企选择在这里一掷千金。

　　药企短期内面临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不排除部分企业会推出针对特定药品的有限降价措施以缓解危机。然而，在现有体系框架下，缺乏系统性改革（如更强有力的Medicare议价权、PBM透明化与利益重构、专利制度改革以促进及时仿制药竞争），仅靠总统的行政施压和企业的零散让步，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美国药价全球最高的局面。

　　这场白宫风暴，注定是新一轮漫长而艰难博弈的开始。美国患者渴望的“平价救命药”时代，并不会因为一次总统召集的会议而立刻到来。药企的抉择、政策的走向与制度的变革，将共同决定这场关乎生命与金钱的博弈最终结局。

　　当然，药价的改革对于压低未来新药研发以及药品投入积极性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美国制造商协会（NAM）就公开表示，药品价格每下降10%，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就会相应减少17%。

　　对于美国医药市场来说，游戏规则如果变了，行业原本的生态环境也将被打破，冲击产生的余波覆盖面不会仅限于美国。

　　更重要的问题是，药品的直接降价带来的影响直接命中行业竞争核心。

　　患者需要的是更多还是更少的药物选择，市场需要的是更多的竞争还是价格控制，行业发展需要的是创新还是停滞？